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進入21世紀，國際科技競爭向基礎前沿領域前移，越來越聚焦于尖端科技和產業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是實九宮格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推動基礎研究和科技發展，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人才。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并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和“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面對自主培養基礎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戰略需求，國家層面積極布局，出臺了“拔尖計劃2.0”“強基計劃”“英才計劃”等一系列人才培養計劃。202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動博士九宮格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重構協同機制，提高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能力。“拔尖創新人才”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且包含多種指向的用語，學術界對其概念與內涵尚未形成統一定論。根據現有研究，可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進行理解。廣義上指具備扎實的專業基礎、強烈的創新意識、獨立的研究能力和廣闊的國際視野的群體，他們也是在某一領域擁有專長的杰出人才；狹義上指處于人才隊伍金字塔的頂端，能夠推動研究范式轉變，引領某一領域創造性地發展的高層次人才。本文討論的拔尖創新人才指廣義上的群體，并聚焦于基礎前沿領域，包括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日后成為頂尖杰出人才潛力的人員。
目前，我國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改革成效已顯，多數畢業生深耕于基礎研究，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然而，與化學、工程與材料、信息科學等學科領域相比，我國生命醫學領域仍顯劣勢，總體上缺乏拔尖創新人才。在全球健康環境日益復雜的背景下，生命醫學領域正經歷著學科會聚，呈現出系統化、智能化、工程化和泛在化特征，這對生命醫學拔尖創新人才的核心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從國際上看，一些頂尖醫學院校經過多年探索實踐，已形成較為完備的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因此，如何立足中國實際，借鑒國際經驗，自主培養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進一步培育具備戰略視野的“總師型”醫學人才，對于實現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現狀
2009年，教育部聯合中央組織部和財政部啟動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以下簡稱“珠峰計劃”），在生物科學等5個學科率先開展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探索與實踐。2018年，教育部將基礎醫學專業納入“拔尖計劃2.0”，又于2020年將其納入“強基計劃”，拉開了基礎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序章。此外，為落實國家戰略部署，新型創新主體著力布局生命科學前沿領域，滿足國家重大需求，以廣州實驗室、西湖大學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新一批國家實驗室、特色大學與新型研發機構陸續建立，為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多種實踐路徑。
學科發展：中國科學研究勢頭強勁，生命醫學領域仍需追趕
目前，我國在生命醫學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國際一流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2024自然指數年度榜單（2024 Nature Index Annual Tables）揭示了研究成果發表于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對高質量自然科學研究貢獻最大的機構和國家。從對各學科研究貢獻排名前10位的機構來看，中國在物理、化學和地球與環境科學學科分別有7所、9所和8所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在3個學科均排名第1。在生物科學和健康科學領域，中國分別有1所和2所機構入選，健康科學領域沒有機構進入前5。從國家對自然科學研究貢獻程度來看，中國和美國在所有5個學科領域均位于前2。其中，中國在物理、化學、地球和環境科學3個學科居于首位，而在健康科學領域，美國遙遙領先，其份額多達5 019，是我國的3倍（表1）。
培養范圍：高校內部先行試點，逐步擴展培養范圍
現階段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多依托于國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在少數高等醫學院校及其生命醫學專業先行試點實施，并逐步擴展這一培養實踐范圍。2009年，共有17所高校入選“珠峰計劃”。2019—2021年，教育部分3次公布“拔尖計劃2.0”名單，漸進式地將33所高校納入生物科學“拔尖計劃2.0”，11所高校納入基礎醫學“拔尖計劃2.0”。“強基計劃”自2020年啟動至今，目前共有25所高校實施生物科學“強基計劃”，8所高校實施基礎醫學“強基計劃”。入選這些計劃的高校中，既包括綜合類、理工類院校，也包括以醫藥、師范、農林等為主體的院校，且在我國中東西部地區均有覆蓋。
培養規模：招生數量持續增加，人才隊伍不斷壯大
經過多年試點培養，我國生命醫學領域的人才隊伍規模建設已初見成效。自2009年實施“珠峰計劃”以來，我國醫學碩士和博士畢業生和招生數量穩步上升。在2010—2022年的短短13年間，畢業時租空間生總量從35 582人增長至96 207人，招生總數從40 067人擴張至150 364人，取得了醫學碩士和博士人才數量同時翻一番的成績（圖1）。
隊伍結構：結構類型有待優化，頂尖人才依然匱乏
從隊伍結構看，高層次醫學博士生培養力度不夠，人才結構尚存較大優化空間，特別是國際頂尖人才匱乏。我國醫學博士畢業生在當年各領域博士畢業生總人數中的占比從2010年的16.19%下降至2022年的15.4%，招生占比也從16.28%降至14.4%（圖1），呈下降趨勢。根據科睿唯安（Clarivate）發布的2024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中國是全球高被引研究人員數量第2多的國家，占比22.3%。其中，臨床醫學和生物與生物化學2門學科的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分別有443人和247人，中國分別僅有15人和10人入選，占比極低。同時，從國際頂尖生命醫學領域獎項的獲獎情況來看，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共有225位獲獎者，屠呦呦是中國科學家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首次獲諾貝爾科學獎。拉斯克醫學獎自1946年創立以來，共有近400位獲獎者，僅屠呦呦和盧煜明2位中國科學家獲獎。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分析
本文選取入選基礎醫學“拔尖計劃2.0”“強基計劃”和“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的13所醫學院校，以及以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大基因”）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單位、以中國科學院杭州醫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科研機構，系統梳理和分析現階段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情況。
培養目標：以培養醫學科學家為主要目標
按照具體的培養目標可將當前我國生命醫學領域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分為3類：卓越醫師，是指在臨床實踐方面具有卓越勝任力的臨床醫學拔尖創新人才；醫學科學家，即專門從事醫學科學研究的優秀拔尖人才；醫師-科學家，是既具備超高臨床技術，又具備突出科研能力的創新型臨床醫學人才。在分析的15所院校機構中，8所以培養“醫學科學家”為目標，5所以培養“醫師-科學家”為目標，沒有僅以培養卓越醫師為目標的學校或機構（表2）。
培養主體：以高校為主導并聯合多方力量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以高等醫學院校為主陣地，政府、醫院、企業和科研機構為輔，形成了多方力量育人的初步局面。按照不同培養主體的參與度，可將人才培養模式劃分為：高校主導模式、校所結合模式、政校協同模式、企業主導模式和所院融合模式（表2）。
高校主導模式。高校主導模式是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最常見的模式，高校根據其對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需要，主動聯合醫院、企業或科研機構等進行醫學人才的培養，其他參與方往往只出現在人才培養的某個階段。
校所結合模式。校所結合模式是指由高校和科研機構結合，實行校所合一的管理體制。例如，現在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就是由作為高校的原北京協和醫學院和作為科研機構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合并發展而來。
政校協同模式。政校協同模式下，政府部門在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參與度極高，高校在多個政府部門的聯合指導下開展工作。例如，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由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托管，是這一模式的先行者。
企業主導模式。企業主導模式是指企業在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例如，華大基因作為全球領先的生命科學前沿研究機構，一方面依托于自身強大的科研與產業研發平臺，獨立培養創新人才；另一方面為高校或科研機構提供資源，聯合培養人才。
所院融合模式。所院融合模式是指科研機構和醫院實現信息資源的完全共享和創新平臺的合作共建。例如，中國科學院杭州醫學研究所和浙江省腫瘤醫院組建了“科學家+臨床醫生”團隊，強調貫通式人才培養，堅持寓“科”于“教”、以“教”促“科”，注重學生培養與科研布局和重大任務的協同聯動。
培養資源：集聚多方優質育人資源
各醫學院校、企業和科研機構幾乎都有國內頂尖或杰出人才的引領、全國級重點實驗室的支持和附屬醫院的協助，具備豐富的育人資源（表3），這不僅有助于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還能促進產學研用的深度融合。以華大基因為例，其先后主導13項大科學計劃，參與10項國際大科學計劃，具備豐富的大科學工程案例、充足的科研課題和大型科研設施平臺。同時，華大基因擁有完備的產業鏈，業務遍布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主管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這些資源和合作網絡為華大基因培養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提供了堅實基礎。
培養質量：通過多方監管評價機制進行保障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教育質量的監督評價主要是由政府部門和其監督指導下的專業教育機構共同承擔。政府層面尚未出臺具體的醫學教育監督評價政策文件，多是提供指導性的管理意見，如2009年教育部和衛生部發布的《關于加強醫學教育工作提高醫學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育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督建的全國醫學教育發展中心，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民政部監督指導下的中華醫學會，目前承擔我國大部分醫學教育評價評審工作，負責為政府提供醫學教育領域的政策及決策咨詢。中華醫學會于2022年發布的《醫學學術評價規范建議》中，提出了較為全面的醫學學術評價指標和方法，強調要破“四唯”，以醫學科技創新的質量、貢獻、績效和社會需求為導向，針對不同醫學人才，建立多元分類指導體系；在評價方法上要重視形式、內容和效用結合，以學術共同體同行評價為主。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問題分析
高科技領軍型企業參與度較低
盡管我國生命醫學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呈現出多主體培養趨勢，但仍是以高校為核心，高科技領軍型企業參與度不足，產教融合尚不深入。在上述15所院校機構中，有11所采用高校主導的人才培養模式，唯有華大基因是以企業身份積極致力于人才培養。高科技領軍型企業擁有先進的研發平臺、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在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國企業和高校與科研機構之間存在產權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等合作障礙，導致人才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實際產業需求之間發生脫節。造成這種局面可能有2個方面的原因：一些高科技領軍企業尚未意識到自身在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中的主體地位，對人才培養關注不足；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通常采用“八年一貫制”，相較于其他學科領域，人才培養周期更長，資金投入也相對較九宮格大，因此企業往往更傾向于選擇已經具備一定經驗和技能的人才，而非從源頭開始培養。
科研和臨床能力培養失衡
生命醫學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重心在科研能力，對臨床實踐能力有所忽視。我國幾乎所有的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中都強調科研訓練，鼓勵學生參加各類科研競賽，臨床醫學教育階段也開始逐漸強化臨床科研訓練。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導向的影響，多數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計劃依循“拔尖計劃2.0”或“強基計劃”建立，側重于基礎醫學研究。西方醫學精英教育對科研訓練的重視也影響了我國醫學教育的走向，使得科研能力培養越來越受到推崇。然而，我國醫學生本科階段在臨床實踐上的投入相對有限，《202見證2年中國醫學生培養與學生發展調查報告》顯示，約74%的學生在大三學年及以后進行臨床見習，最常參加的臨床培訓是基礎見習查房。科研和臨床在醫學教育中應當是相輔相成的2個方面，當前的教育體系卻往往將兩者割裂開來，缺乏有效的融合機制，這導致科研人才在臨床實踐中難以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臨床人才則缺乏科研思維和創新能力。
多方訴求難以完全匹配
不同培養主體在人才培養的發展目標定位上存在差異，導致培養方案和實施路徑不一致。政府作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宏觀指導者和支持者，旨在推動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產學研融合，促進我國生命醫學領域的發展；高校主要依托企業、醫院和科研機構的優質育人資源，賦能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科研機構則更側重于專業領域的深入研究和創新，期望能夠培養出在某一生命醫學領域具有深厚造詣的創新人才；企業借助產業政策和高校人才支持，培養能夠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拔尖創新人才，以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我國生命醫學領域各育人主體同領域內部合作較多，但是跨機構、跨領域協作較為欠缺，嚴重影響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的連貫性，甚至造成培養資源的浪費和效率低下。究其原因可能與各方職能定位不同且受到目前各種體制障礙約束有一定關系。
醫學課程創新和人文關懷不足
我國醫學課程建設還處于跟蹤學習階段且形式單一。一方面，盡管院校在積極推進以“器官系統”為中心的課程內容整合，但進展緩慢，多數院校本質上實行的仍是以學科為中心的傳統三段式課程教學。同時，教學方法多依賴于從國外引進的以問題（PBL）和案例（CBL）為導向的方法，缺乏本土化融合。另一方面，國內醫學院校人文課程占總學時的比例最高，為9.3%，還未達到歐美等國的下限。醫學人文課程本質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知識體系，其有助于打破醫學領域的傳統思維定式，拓展學生的知識視野，并幫助他們在未來的醫療工作中更加關注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社會背景，從而為患者提供全面和人性化的醫療服務。這種服務理念和人文精神是醫學創新型人才的重要品質之一。然而，由于醫學教育管理和評估體系往往以科學和技術為主導，缺乏對人文學科課程的充分認可和支持，致使人文課程在教學計劃中的比例較低。我國醫學人文課程主要開設在公共基礎教育階段，除常態化開展5門思想政治理論必修課教學外，其他人文社科類課程較少；部分院校在基礎醫學教育階段開設了醫學心理學、醫學倫理學和醫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課程；而在臨床醫學教育階段，幾乎沒有人文課程的關懷。醫學院校在師資力量和教學資源上可能更側重于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缺乏專業的人文社科教師，進一步限制了人文課程的開設。
醫學教育評價標準不明確，評價體系亟待完善
當前醫學拔尖創新人才的考核評價仍以成績作為主要的評估內容，缺乏對教育質量的全過程及學生綜合素質的全方位評價，難以全面反映醫學生的真實能力和發展潛力。以某醫學院的培養方案為例：基礎醫學拔尖班實行動態管理，每一學年開展年度考核，由考核小組組織面試考核，結合學業成績、科研潛質及考核小組面試情況，考查前一階段的學習態度、語言表達、邏輯思維等，考核合格者，進入下一階段培養；不合格者，流轉至基礎醫學基地班培養。這里盡管介紹了進出機制和考核重點，但過于寬泛，缺乏具體的量化指標和明確的評價標準；每半年進行一次考核，未建立起動態持續的跟蹤機制來監測學生每一模塊的學習成效；考核以結果為導向，而非過程導向，若學生專業成績不達標或博士資格考試未通過，則自動退出人才培養計劃。這種現象可能與我國傳統的醫學教育觀念有關，長期以來重視理論知識的灌輸，忽視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的培養。同時，盡管國家提出了破“四唯”政策，但在實施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指導，導致政策的落地執行還有待進一步深化。
國際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實踐與特征分析
根據醫學院校的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QS世界大學排名、ESI醫學研究領域指數排名，并結合資料的可得性，本文以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杜克大學醫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醫學院、柏林夏里特醫學院，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京都大學醫學院及英國牛津大學醫學科學部8所國際醫學精英院校為對象，分析其在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上的實踐與特征。
醫學教育精英化和人才培養類型全面化
歐美等國倡導醫學教育的精英化理念，即所有高等醫學院校均實行“嚴選拔、高投入、長周期”的人才培養模式，而非局部培養醫學精英。這一理念主要是通過采取嚴格的入學考試和選拔流程，確保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進入醫學院學習來實現。以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為例，其2023年共招收165名學生，錄取者的平均GPA高達3.9，錄取率僅有2.4%。國外醫學院校通常會對申請人進行全方位的客觀考查，要求提交一系列繁雜的申請材料，包括數位教授的推薦信、社區和醫院義工服務證明及自我陳述等，為學校從眾多申請人中篩選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支持。部分國家還設有統一的選拔測試，以幫助學校評估申請者的醫學潛質。例如，英國為醫學和牙科專業申請者設計了臨床能力傾向性測試（UKCAT），該測試不考查任何專業知識，側重評估學生與生俱來的醫學特質，UKCAT成績將作為錄取的重要參考依據。在美國，申請者必須通過統一的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才能進行申請。由于美國的醫學教育為本科后教育，醫學專業只面向本科畢業生開放，因此MCAT主要考查學生在本科學習期間的生命醫學專業素養和批判性分析能力。在精英化教育理念指導下，各醫學院校的培養目標雖然各有側重，但共同實現了對人才培養類型的全覆蓋。例如：哈佛大學醫學院希望培養出醫學科學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專注于培養醫學科學家，杜克大學醫學院則同時致力于3類醫學人才的培養。
“產學院研”多方融匯育人
國際醫學教育實現了企業、高校、醫院和科研機構的“產學院研”深度融合，具備完善的多方育人體系。科研訓練和臨床實踐貫穿人才培養的全過程，由醫院提供真實的臨床實踐場景；科研機構提供豐富的研究課題和尖端平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鏈接基礎研究和臨床實踐，促進醫學成果轉化。醫學院校通過與企業、醫院和科研機構簽訂協議的方式，允許醫生和科學家在其他單位工作，促進多方人才暢通流動，匯聚全球生物醫學領域的頂尖人才。他們的教師隊伍由兼具卓越科研能力和豐富臨床經驗的人員構成，既包括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也涵蓋行業頂尖的專業醫師。例如，德國柏林夏里特醫學院集聚了超過半數的德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其所有的臨床護理、研究和教學均由滿足國際最高標準的醫生和研究人員提供。
生物醫藥高科技企業積極承擔培養各層次人才的使命，從激發中學生的興趣，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實習培訓，再到為職業生涯早期的博士后提供發展機會，不一而足。美國輝瑞公司設有面向高中生的大學預科課程，面向醫學博士后的培訓計劃，以及面向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各種實習機會等。日本著名的神戶醫療產業集群（KBIC），由政府、企業和高校共同推動，實現了三方深度互動，具備多樣化的產業生態，為生命醫學領域的人才培養提供了廣闊的實踐平臺。
持續革新的課程體系和深入的人文教育
以“器官系統”為中心的模塊化課程體系取代傳統的以學科為核心的課程體系是國際醫學教育的重要趨勢。眾多頂尖醫學院早在21世紀初便已建立這一體系，并不斷深化改革，如哈佛大學醫學院通過“新課程整合”改革，將生物科學、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等跨學科知識融合為模塊化課程。同時，各醫學院校在以案例和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上因地制宜，如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的跨專業病房培訓、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基于案例的協作教學、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專業英語互動教學等，都正在從地區走向全球，成為醫學教育領域的重要參考。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都授予了人工智能領域的學者，充分體現了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及其對科學研究的深刻影響。這一趨勢表明，人工智能不僅已滲透至各學科領域，也將極大助力人類探索并解決生命醫學領域的問題。這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強調醫學教育需注重跨學科融合，培養既具醫學專業素養又掌握人工智能技術的復合型創新人才，以充分把握這一發展機遇。此外，國際醫學人文課程形式多樣，教學資源豐富。美國和德國等國家醫學人文課程在總學時中占比高達20%—25%，人文課程種類約占總數的20%—30%。德國柏林夏里特醫學院特別開發了《醫學理論與實踐原理》醫學人文學科學習模塊，以研討班的形式開展討論，幫助學生了解現代醫學的優勢和局限，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則建立了美國最全面的醫學史資料館，藏有300多種期刊，約4萬卷，可查閱幾乎所有目前出版的醫學史和社會醫學研究方面的期刊。個人空間學院還設有專門的醫學人文學術項目，供學生深入研究醫學史、生物倫理和治療藝術等人文領域。
多元化的教育評估體系
國外的醫學教育評估主要有3種形式：在宏觀層面上，由國家出臺統一的法律和政策文件進行指導，如日本根據《教育基本法》和《學校管理法》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的醫學教育管理；由政府委托非營利性的權威教育機構或委員會對醫學院校的教育質量進行監督審查，如美國醫學教育委員會負責考查醫學教育的情況并向美國醫學會提供年度報告，英國醫學委員會負責制定醫學認證評估標準并進行教育質量監督；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由醫學院校自治，如德國醫學院的教育質量保障舉措由學院的教學委員會、醫務委員會、行政部門等共同商討實施，其在學位課程認證、專業設立及撤銷、教學質量評估等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權家教。
從具體的評估指標和方式上來看，國外醫學教育評價重視教學過程與國家和地區間經濟狀況、社會需求的相關性，與解決當地醫療衛生問題的關聯度等，是以醫學拔尖創新人才應當具備的專業核心能力為評價導向，如臨床實踐中的團隊協作和組織能力、科研訓練中的獨立思考和自學能力、醫患互動中的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等。評價方式采用問卷調查、開發性測試、民主評議等，吸收來自教師、學生、行政管理人員等多方面的意見。
我國生命醫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思考與啟示
加強頂層設計完善協同機制，構建多主體培養體系
生命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系統工程，要通過推進醫教協同、產教融合和學科交叉等方式，加強頂層設計完善協同機制，構建起政府主導、學校主責、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多主體培養體系。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如設立專項基金、稅收優惠、科研項目資助等，鼓勵各方加大投入。建議在整合“強基計劃”、少年班、英才班等超常規選拔項目的基礎上，依托國家重大科技任務，深化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戰略行動，形成覆蓋各學段、差異化選拔與長周期培養的銜接體系，快速培養一批生命醫學領域的高質量急需緊缺人才。積極推進教育、科技與人才體制機制的一體化改革，充分釋放高校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上的核心作用。建立跨領域、跨機構的協同培養平臺，通過資源共享、項目合作、聯合實驗室等形式，提升人才培養效率。細化各培養單位的主體責任，加強溝通合作，建立常態化反饋機制。明確生命醫學領域高科技領軍型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定位，通過設立實習實訓基地、校企聯合培養計劃、參與課程設計等方式，將企業實際需求和行業發展趨勢融入教育過程。
科研和臨床能力培養并重，構建醫學人才新生態
科研能力與臨床技能并重培養，使學生既能在實驗室中進行前沿科學研究，又能在臨床實踐中掌握診療技能，培養復合型醫學拔尖創新人才，構建和諧健康的醫學人才新生態。優化人才培養目標和教育資源配置，適時將臨床醫學專業納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打破目前僅關注醫學科學家培養的現狀，確保科研和臨床人才的均衡發展。完善培養方案，增加臨床實踐課程比重，遵循“早臨床、多臨床、反復臨床”的指導原則，提高醫學生的臨床實踐技能和應對復雜病例的能力。同時，推動健康與科技對接、健康與社會對接，基礎與臨床相結合，努力構建覆蓋基礎醫學、預防醫學、臨床醫學等學科領域的重點科研平臺。進一步加強高水平“雙導師型”師資隊伍建設，為每位學生配置一名科研導師和臨床導師，確保他們在科學研究和臨床實踐方面同時獲得有力支持。
抓住人工智能賦能生命醫學機遇，強化交叉型人才培養
人工智能正深刻地影響生命科學研究的范式和進程，也為醫學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賦能生命醫學的機遇，在培養過程中注重科研訓練、臨床實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結合，推動交叉型人才培養。更新教育理念，完善創新課程體系。在強化“器官系統”課程體系的基礎上，結合生命醫學領域的發展趨勢和實際需求，增設前沿醫學課程，特別是推動生命醫學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專業課程體系建設，以培養學生的前瞻性視野和跨學科能力。優化課堂教學模式，推動智能化創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教學場景、方法、評價等進行全方位改革，同時構建面向生命醫學領域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智慧醫療基礎設施，幫助學生在實踐中鍛煉學科交叉能力。
改革醫學教育評價機制，保障人才培養質量
針對醫學科研人才成長規律和特點，持續優化教育評價機制，強化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全過程管理。醫學院校要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建立以創新和醫療服務能力為核心的評價體系，力求實現政府引導下的高校自治。增加對拔尖創新人才學習成效的考查頻率，搭建醫學學習情況跟蹤平臺，對各模塊學習情況進行有效監督。評價方法要多樣化，涵蓋筆試、臨床技能考核、綜合素質評價、科研能力評估等，以準確把握人才培養的方向和質量。在條件成熟時，可引入第三方評價機構或專家評審團，提高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醫學院校應組織專家團隊深入研究醫學教育評價標準，結合國內外先進經驗和生命醫學領域的發展需求，制定科學、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評價標準，以適應醫學科技與教育領域的發展變化。
（作者：有書涵、周建中，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李娟、孔明輝、譚蔚泓，中國科學院杭州醫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